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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部分（第2页）

几年之后，他看到一个警察训斥一位骑车带孩子的妇女，等耀武扬威的警察罚了对方钱把妇女打发走了以后，他把车摇过去，心平气和地对警察说：如果你自己的妻子每天必须要带着你的孩子送幼儿园的话，你又会怎么想？大家活着都不容易，应该心怀善意。

他变了，变得平和了，变得洒脱了，变得宽容了。

丁玲曾经邀请他和几个青年作家到家里座谈，由于对名人的敬，也由于对名人的畏，他拒绝了。

后来，丁玲的秘书张凤珠同志又一次去邀请，他才答应去。

过了没多久，丁玲去世了，他用一张白纸写了挽词来表示自己对这位文坛前辈的悼念。

他对我说：年龄可以是一堵墙，但墙可以有门和窗。

一个人，不管有什么样的政治见解和文学主张，只要是真诚的，是自己的，她（他）的死都是一座纪念碑。

以前，有人为什么事征求他的意见，他总是竭力用自己的观点去说服别人。

比如对爱情的看法。

他认为爱情的标准应该是或者一百分，或者零分，对于除此以外的其他恋爱观念他总是很不以为然。

现在，他的思想方法改变了，他认为任何观念都无所谓好，也无所谓坏，重要的是要符合双方的意志，强加是最最错误的。

所以现在有人征求他的意见，他总是引导别人弄清楚双方的意愿。

似乎这很现代，可他自己却仍然传统。

强烈的怀旧情绪、浪漫的理想主义色彩很难使人和他的经历联系起来。

小学校的一棵白杨树，一个扎着翘翘辫总是和他争第一的小姑娘，使童年的回忆罩上了一圈儿玫瑰色的光环。

为此，他常常摇着车到他母校的门口去转转；吹糖人的小贩使他对奶奶的怀念变得那么真切、那么温暖。

为此，他追上去买两个，像是完成了一个宿愿；除夕夜，从“小板凳、摆一排”

唱到“让我们荡起双桨”

，从《三套车》唱到《走西口》，唱出了他三十多年歪歪斜斜的脚印和颠簸的车辙……在这往昔的回味中，他舔干净自己的伤口，丢下了许多委屈和怨恨，但却不曾忘记如何去同情、如何去爱。

一九八五年十月三日，一清早他就到了我家，神情显得特别沉重，他只说了两个字“噩耗”

，然后拿出刚刚收到的西藏青年女作家龚巧明遇难身亡的讣告。

我们都被这意外的消息惊呆了，谁也说不出一句话。

长时间的沉默。

他说：“错了，全错了！

死的应该是我，而不是她！”

龚巧明是我有生以来最尊敬的女性，一九七九年我们认识时，她还是四川大学的学生，已经有了个五岁的女儿。

她的小说《思念你，桦林》表现了一位女性作家的细腻、柔美，就像她的人一样，晶莹、洁白、高贵，她执着追求的人生哲学深深地影响着我，她待人热情、善良、真诚的态度极大地改变了我。

时至今日，我仍然感到，如果我在生活中忽略了这些影响，我将无颜面对亡友的在天之灵。

也许，这就是人之所以需要朋友的真正意义吧？巧明和铁生认识是在她去了西藏以后，她送给他一把漂亮的藏刀，现在还端放在他的书柜里。

就在那年初春，她来北京出差，还请郑义、铁生、我和我爱人在东兴楼吃饭，半年以后，却无端地死于车祸。

据她的姐姐说，她的遗体葬在拉萨的公墓，她上小学的女儿小妮子在葬礼上焚烧了一封长长的信……现在，当我写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就像发生在昨天，她仍然穿着那件橘红色的滑雪衫，站在西藏晶莹的雪地里，高原的太阳照着她，她微笑着通过山口向人们走来……我没想到，巧明的死会如此震撼铁生，他和我们一起，摇到团结湖通知北岛，又摇到戏剧学院通知万之。

他嘱咐我，一定要尽快发一封唁电，嘱咐我一定要尽快把这个消息告诉郑万隆和李陀。

一直到分手他仍然一遍又一遍地说：“她有爱人有女儿，死的不应该是她，而应该是我。”

我相信，不是他要这样说，而是他想不到可以不这样说。

如果他的死能使巧明起死回生的话，他是绝不会犹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