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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章（第1页）

恭亲王执政期间，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但凡要推出什么改革措施，中央一般都先把问题和困难摆出来，征求地方大员们的意见。

如同文馆所涉及的教育体制和干部制度改革、建立阿思本舰队时涉及的军事改革等，都是将政策向地方大员和前线大员们事先交底，官员们则可以畅所欲言，不会出现扣帽子、打棍子的情况。

这样一种&ldo;官场内部民主&rdo;，的确令不同的意见得到了表达的机会，并且形成争鸣；脱离了暗箱操作后，那些显然是敷衍、塞责的意见，在阳光下无可遁形。

这令恭亲王的改革，总能比较稳妥地推进，既相当技巧地减少和化解了反对派的阻挠，又从反对派的充分表达中汲取了营养，完善了改革方案，更从不同派系的博弈中，来了解和掌控改革的力度、分寸。

在这样的一个沟通过程中，作为舵手，恭亲王尽量地保持了中立的角色，从而可以尽可能多地团结&ldo;左&rdo;与&ldo;右&rdo;两方面的干部。

尽管恭亲王早已获得了&ldo;鬼子六&rdo;的雅号，被人们贴上了自由派的标签，但是，除了蔡寿祺之类投机钻营的举报者外，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对他的人品及政治品格有过怀疑。

这种稳健的政治手法，使恭亲王在关键时刻，既能推动改革不断前进，也能掩护激进的改革者从反对的声浪中逃生。

身处风口浪尖，恭亲王只是将自己定位为&ldo;泰山顶上一颗葱&rdo;，而不是&ldo;一棵松&rdo;，这使他减少了被狂风扫荡的机会，令泰山脚下的松树们大为心理平衡，同时也不影响自己&ldo;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rdo;。

在恭亲王三起三落的政治过山车历程中，没有任何一次下台是因为他奉行了过&ldo;左&rdo;或过&ldo;右&rdo;的政策，而都是毫无例外地出于慈禧老大对他的训诫‐这种训诫不是因为政见，而只是因为老二离老大的位置过于接近，老大必须时时敲打老二，注意自己的身份和地位。

恭亲王的这种政治性格，成为总理衙门的部门性格。

这个以改革为主要使命的部门，在不断的利益调整中，不得不触及既得利益者的敏感神经，同时还得顾及大清特色的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的承受力，时时左右为难，却时时要做到左右逢源。

这就注定了这个部门经常会受到&ldo;左&rdo;、&ldo;右&rdo;两方面的夹攻，里外不是人，而这正是中国历来改革者的主要下场。

在它被来自&ldo;保守势力&rdo;的炮火猛烈攻击后，我们从欧美的史料中，几乎很少能见到对它的正而评价：西方人几乎一致批评这个部门在&ldo;保守势力&rdo;面前的软弱和妥协，其改革慢得像小脚老太一样。

作为泰山顶上一棵&ldo;葱&rdo;，恭亲王和总理衙门以小步快跑的方式，毕竟还是在三十年的时间内，令一穷二白的大清国，成为经济意义乃至军事意义（北洋舰队世界排行第八）上的世界大国。

&ldo;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过&rdo;，这不只是为李鸿章辩护，而是在为自己辩护，为大清所有身处夹缝中的改革者辩护。

&ldo;养就心中一段春&rdo;

李鸿章上调到中央身边工作，出任直隶总督，发生在1070年的天津教案之后。

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上的进退失据，令中央相当失望。

而原本，恭亲王是想借重曾国藩的大名和经验，作为自己推行改革的主要助手。

出于爱护干部和解决问题的双重目的，恭亲王决心起用曾国藩的学生李鸿章，一则能令忧谗畏讥、暮气日重的曾国藩平安着陆，二则也要在实践中考验考验这个公开声称要和洋人&ldo;打痞子腔&rdo;、不能对洋人太过实诚的李鸿章。

李鸿章此前，就显露过远比其老师更为灵活和果断的手腕。

在招降了苏州太平军后，李鸿章摆下鸿门宴，剁下了降将们的脑袋，屠杀了大量降兵，据说这就是日后一部名为《投名状》的电影的创造灵感来源。

尽管洋人们十分痛恨李鸿章这种&ldo;背信弃义&rdo;的行径，但中央相信，这的确十分有效地解决了苏州的后顾之忧。

而在英国人阿思本率领舰队前来大清打工，还在和大清政府谈判指挥权时，李鸿章已经成功地从舰队中高薪挖走了一些骨干官兵，充实到自己的部队中，这令英国人大为恼火。

这样一个敢作敢为，同时也善作善为的人，终于成为恭亲王十分默契的政治搭档。

自此，但凡中央征求改革意见，李鸿章总是积极响应，而且视野开阔、思路敏捷、态度坚决，将一些恭亲王不方便说、不能说，甚至没想到说的意思，都充分表达出来，既帮助恭亲王吸引了反对者们的炮火，又为恭亲王提供了与反对者们讨价还价的更大砝码。

一个悄悄地点火，一个大声地放炮，默契和谐。

李鸿章经常提交激进改革措施，并非其不了解中央的实际承受底线，而更是一种&ldo;求其上，得其中&rdo;的古老策略。

在建立海军的过程中，恭亲王和李鸿章已经确定了要发展远洋攻击型舰队，而非近海防御型舰队，需购买新式巡洋舰、铁甲舰，但却依然由李鸿章出面提出报告，为沿海各省统一采购小型舰艇。

这些小型舰艇到位后，并不分配到各省，直接就截留在了李鸿章的北洋舰队之手，这样，不仅扩大了北洋舰队的预算，将各省名下的防务经费变相地纳入北洋，而且悄悄地将各省的海防大权收归中央，避免了海军方面出现与陆军相同的尾大不掉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