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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章（第2页）

尽管阎宝航以高昂的热忱竭尽努力为义勇军募捐，对于偌大的义勇军而言，所得款项不能满足需要。

对东北义勇军的援助，没有政府动员全国之力，是根本做不到的。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一面命令张学良不许抵抗，一面发表《告全国人民书》，表示政府已将日本侵略东北事件提交国联处理，要求民众静候国联裁决。

事实上，国联并没有遏制日军的侵略。

蒋介石也曾为阻止日军西进，要求国联将锦州化为中立区。

对此，日军不予理睬。

1932年1月3日，日军攻占锦州，开始加快了拼凑伪满洲国的步伐。

在这种情况下，南京政府对日仍采取间接谈判办法，不愿意东北的地方抗日行动影响到国联对中国的同情，或者造成中国主动挑衅的误解。

阎宝航和救国会同仁们都非常清楚地看到，南京政府在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之下，对东北问题仍坚持采取外交与政治方式解决。

国联曾于1931年11月21日，决定组织调查团即李顿调查团。

但1932年3月初，日军扶植的伪满洲国成立时，国联李顿调查团尚未到达中国。

救国会常委们对于国联拖延时间的怠慢行为十分不满。

政治部副主任霍维周大骂国联的行径是有意袒护日本，为日军占领东北大开方便之门。

南京政府依靠国联调停解决东北问题政策，对于张学良有一定影响，对救国会常委们实际上也有一定影响。

但国联调查团的缓慢动作，使许多人感到失望。

特别是日本不顾中国外交部长顾维钧提出的划锦州为中立区的设想占领锦州后，国联显得无能为力。

大家对国联调停诚意产生怀疑。

在救国会常委会上，阎宝航分析了国联调停的实际意义。

他说，西方强国绝对不愿由于中国受到侵略而去得罪日本。

它们只能在战争边沿后面，通过国联机构调解中、日纠纷。

况且，美、英等国正在经受经济危机，法国也面对德国军国主义复兴的威胁，自顾不暇，不可能真心地全力地进行调解。

现在，我们应该保持清醒地头脑，明确我们的责任。

一个国家受到外国侵略，那么，这个国家的人民就应该自己起来反抗，然后才有别国的援助。

现在我们中国受到日本的侵略，自己不反抗，却寄希望于别国的援助上，这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悲哀，因为这样只会欺骗我们自己。

当时救国会常委们一致表示，不把希望寄托在国联调查团身上，不能面对东北抗战的形势而袖手旁观，我们该怎么干，就怎么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