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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编 第二十章 从贸易的性质及特征来看法与贸易的关系（第2页）

反之，贸易完全消失，强取豪夺就会产生。

这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是得到想要之物的一种方式。

热情好客的风气在贸易国家是很少见的，却普遍出现在以抢劫为生的国家中，这说明，劫掠精神不会跟某些伦理道德形成任何冲突。

无论来者是熟悉的还是陌生的，日耳曼人一概拒之门外，而这种行为被塔西佗指责为对神明的亵渎。

对一个陌生的客人来说，受到殷勤接待[864]意味着还有一个地方就像家乡一样，那里对他的款待，充满了人道精神。

然而，这对建立王国后的日耳曼人来说是一项负担。

在这方面，《勃艮第法典》有两项法律做出了规定[865]：一条是如果一位蛮族人告诉了陌生客人一个罗马人的家庭地址，就要受到惩罚；一条是居民共同负责任何一个人接待外来宾客的花销。

第三节穷困潦倒的民族

一个民族穷困潦倒的原因有两类：一类是政体的严苛，一类是由于人民从未体验过或者鄙视舒适的生活。

在前一类民族里，美德几乎不可能发生，因为他们受到奴役，而奴役的生活就包括他们的穷困。

后一类穷困民族的穷困则是自由所致，因而他们会有了不起的成就。

第四节各种政体下的贸易

贸易与政体性质相关。

如果一种政体下的政治掌管在一人手里，它所建立起来的贸易基础，虽然也有实际需要，但一般比较奢华；满足政治的奢靡和荒淫，正是这种贸易的主要目的。

如果是多人掌管政治，它一般会在俭朴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贸易。

提尔、迦太基、雅典、马赛、佛罗伦萨和荷兰等共和国，是这样的一类经商国家：商人的经商活动覆盖世界各国，取一国之物产，配送到另一国。

多人执政的政体，必然会产生这种贸易；一人执政的政体，只是偶尔会产生这种贸易。

一个惯于奢华生活的民族，不可能从事这种贸易，因为它从不限制自己的花销，只看到巨大的利益，而这种贸易活动赚到的钱特别少，甚至少于其他国家，在这种基础上的一个补偿是交易量的积少成多。

西塞罗曾说：“一个既是统治者又是经纪人的民族，我并不喜欢[866]。”

看来他的想法跟上面所说的一样。

的确，同时具有这两种性质的民族自身有很大的矛盾，因为可以设想，那个国家的每个人都既思考着宏伟计划又思考着微小的目标，甚至整个国家都是这样的。

这么说并没有否定一个基于节俭建立贸易的国家完成宏伟事件的可能性，它依然能显示出自己非同一般的胆量，就像一个君主国所做的那样。

因为贸易的规模是相关的和逐级连带的，就是说，有了小型贸易，中型贸易及大型贸易都必定会发展出来。

现在，我们不能再小看原来只图微利的人，他们也开始图谋赚大钱了。

此外，大型商业活动始终与公共事业交叉在一起，这是必然的。

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商人们很相信一个共和国的公共事业，却不怎么相信君主国的公共事业。

因此，君主国并不适合进行大型贸易活动，多人执政的国家才适合。

总之，商人们敢于在共和国进行大型经营活动，并为了获利更多而增加投入，就是因为他们相信这种国家一定会繁荣昌盛，确定自己的投入没有危险。

发财致富是每个人都希望的，唯一可能给一个获取财富的商人带来危险的，是他所采用的致富手段。

我没有说基于俭朴的贸易在任何君主国压根儿不存在。

我只是想说，这种性质的贸易不适应于一个君主国的性质。

我也没有特别强调基于奢华的贸易在我们熟知的那些共和国里压根儿不存在，只是想说此类政体几乎无缘此类贸易。

我想我没有必要再去说那些专制国家。

一个国家的人们，如果是受奴役的，则更会为了保有什么而不是获取什么去努力；如果是自由的，则是相反的情况。

这是普遍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