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蒙文学网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十一章 政治制度与确立政治自由的法律之间的关系（第4页）

再说，立法机构集会并不是任何时间都可以，可能有的时间行，有的时间不行。

因此，立法机构集会的时间应该是有规定的，而且是由行政机构依据所了解的情况而定。

行政机构一定要有权制止立法机构的越轨图谋，不然，它很有可能会把所有有利于自身而不利于其他机构的权力，统统列入法律，这样立法机构就成了一个专制的机构。

但是，这种钳制权只能是单向的，否则，有害而无益。

由于行政机构性质使然，而且它行使权力的对象始终是需要紧急处理的事情，所以，它无须被钳制。

罗马政治出现极大弊端，就犯下了这样的错误，因为，它给了保民官钳制立法与行政的权力。

可是，在自由国家里，虽然没给立法机构钳制行政机构的权力，却给了它对所立之法的执行情况进行审查的权力，而这正是英格兰政府之所以优于克里特与斯巴达的原因所在。

克里特的国务官员[398]是不做施政报告的，斯巴达的民选长官也是如此。

然而，无论怎样审查，立法机构没有针对人身进行审讯的权力，因而没有针对执行人的行为进行审讯的权力，不管它怎样拥有对法律执行情况进行审查的权力。

对于国家来说这一点是很有必要的，因为一旦给了立法机构这个权力，它就有可能施行暴政。

执行人身份特殊，也使其行为、名誉变得神圣，如果他们被控告或被审判，自由也将无从谈起。

一旦执行人被控告或成了被审判的对象，那么，国家也就不再是一个君主国了。

可以说，执行人没能履行好自己的职责，一定是身边出现了奸邪谄媚的臣子。

这些奸邪谄媚的臣子应该受到法律的追究和制裁，因为，作为人，他们虽然受到法律的恩惠，可身为大臣，他们却对法律充满了憎恨。

在尼多斯[399]审讯民选官员是法律所不允许的[400]，即便他们不在任了，也不能作为被审讯的对象[401]，所以，即便人民冤屈，也是无法被洗清的，而英格兰就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这就是其优于尼多斯的地方。

通常来讲，司法权是不可以与立法权有任何相结合的地方，但也有三种情况例外，这也是出于对被审判人特殊利益的考虑。

对贵族的审判应该是立法机构中的贵族集团，而不应该是普通法庭。

原因是如果审判他们的是平民，他们可能因被嫉妒而面临危险，使之连自由国家中一介小民都能享受到的权利也享受不到。

所以，审判者的地位很重要。

明辨是非是法律的特性，可是有些时候它却是不分好坏的，所以，在一些场合表现得过于严酷也是常有的事情。

法官对于这些是无能为力的，无法让其力量削弱，也无法让其严峻减轻，因为他们只是国家法律的代言人。

前面讲过，在前面提到的特殊情况下，可以由立法机构中的贵族集团组成一个特殊的法庭。

所以，在现在说的这个特殊情况下，也可以组成一个特殊的法庭，借助这个特殊法庭的特殊权威，将法律在特殊情况下表现出来的严峻进行缓和，从而做出轻于法律规定的特殊判决。

某个公民做了某些侵犯人民权利的事情，可是却发生在公共事务中，在这种情况下在任官吏不是不能处理就是不愿处理。

立法机构没有审判权力，当然不能担任审判之职，特别是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中，所以，它此时的角色只能是原告，因为它是案件当事人——人民一方的代表。

然而，它是法院的上级，它能降低身份向它提起诉讼吗？就算能，可它这样的地位难免会左右法院的正常审判，因为与它一样组成法院的人也来自人民。

所以，出于对人民尊严的维护和个人安全的考虑，充当原告的应该是立法机关中代表人民的那部分，而法院的角色则应该是立法机关中的贵族部分。

因为，利益不同，热情不同，所以这两部分人扮演这两个角色，是最合情合理的。

在前面已经提到，行政机构对立法机构只有否决权，不然，它的特有权力将很快丧失。

其实，如果立法机构参与行政，其特有权力同样也会丧失。

如果君主参与立法行使的是创议权，自由就将无从谈起。

然而，他要维护自己的地位就必须参与立法，因此，他参与立法的权力也应该只是否决权。

正因为一部分行政权掌握在元老院手里，而官吏们虽然掌握着另一部分行政权，但他们却没有人民享有的阻遏权，所以，罗马政体发生变更也是必然。

立法机构分为两个部分，两个部分同受制约于行政机构，但彼此间又以阻遏权互相约束。

英格兰的基本政治体制就是这样。

静止或无为是这三种权力本应有的状态，然而，它们不得不向前发展，并且是一起向前发展，这是事物必然运动推动的结果。

由于否决权是行政机关参与立法的唯一的权力，所以，它也可以参与立法事项的辩论。

实际上，它根本不需要在立法事宜中提什么议案，因为它拥有否决权，所以，对它不赞成的方案投出反对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