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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法与攻击力的关系（第2页）

比如我们的祖先，他们征服罗马时就是这样做的，一开始，行动疯狂而暴烈，法律严酷而骄横，后来态度变得比较温和，法律也修改得比较公平。

罗马人从此保留战败者的身份，是勃艮地人、哥特人及伦巴第人最想看到的，可是，蛮族和罗马人却以公民身份[353]进入了尤里克[354]、贡多巴德[355]和罗塔里[356]制定的法律。

撒克逊人被征服后，他们的自由民身份和财产所有权被查理曼剥夺。

路易当政后，大施仁政，还自由身于他们[357]。

随着时间流逝，他们渐渐淡忘了原有的习俗，却一直保持着对路易这个宽容厚道的君主的忠诚。

第四节被征服并不一定是坏事

如果全世界都能正视并一丝不苟地执行万民法，那么，政治家们可能会深切体验到其中的好处，可能会放弃用杀戮与奴役的震慑性来保存自己的征服成果，而选择设法让战败的人民明白战败并非坏事的道理。

试想一下，哪个被征服的国家不是弊病丛生？如果被征服在一个国家出现过多次，而且每一次都是毁灭性的，就没人再怀疑被征服并非完全是坏事了。

如果一个国家已经法制零落衰败，贪污腐化成风，法纪废弃懈怠，政府压迫人民，又没能力改革振兴，那么，借助外来力量打破重建有何不可？如果一个国家的权贵富人的恶行成为法律，人民只能逆来顺受在苦难中挣扎，以至于对遭受压迫、剥削视为理所应当。

那么，征服反倒是一种拯救，因为征服者首先打碎的就是这个残酷剥削、压迫人民的，早该打碎的残虐政治。

比如说，包税人以往对国家、人民那极不人道的举措，就得随着征服者的入主而废除或者舒缓。

征服者虽然没有原君主的承诺，却也没有原君主的要求，原有的一切都将在被征服的那一刻终止，而一个弊大于利的国家，被终止的更多自然是弊。

被征服国的君主在位期间，通常可以说一定会从人民中搜刮很多的生活必需品。

为了节约开支，征服国可能把这些生活必需品还给被征服国的人民。

偏见可以说是有害无益的，征服却能使这些偏见消失，另外，之所以被征服，从某种意义上说明了领袖的无能，因此，被征服实际是为国家换了一位较好的领袖。

本来作为征服者的西班牙人对被征服的墨西哥人有很多好事可以做，比如，他们的宗教本应该让墨西哥人感受仁爱和慈善，可是他们却宣扬狂热的迷信；奴隶本应该由于他们的到来获得自由，可是自由民却因为他们的入主丧失自由；本应该让墨西哥人明白杀人是不可取的恶行，可是他们却在墨西哥延续着这种恶行。

他们不该做而做了的坏事与该做而没有做的好事太多了，就是我想写也写不完。

什么是征服权？那是一种合情合理的、不得不行使的、充满意外灾祸的权力，更是一笔巨大债务，而债主就是人类的本性。

作为征服者就应该对自己做的坏事，进行一些必要的补救。

第五节叙拉古国王杰隆

杰隆在击败了三十万迦太基人后，便与迦太基人签订了和约。

在我看来，这是历史上最好的和平条约，因为杰隆要求做的没有一条对迦太基人不利。

可以说，整个人类都得为他签订的和约称颂。

就拿杰隆严禁迦太基人再把活生生的儿童做祭品[358]这一条来说，就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

亚历山大对破除迷信做的一件重大决定，就是下令大夏人废弃把年迈的父亲喂狗这一陋习[359]。

第六节共和国的征服活动

同一个联邦体制内，成员国间的征服是不应该的，是违背事物本性的，可是今天，瑞士[360]就在发生这样的事情。

有些联邦共和国里发生这样的事情，并没引起多大震惊，原因是它是由小共和国和小君主国混合组成的。

一个城市被某民主共和国征服，这个城市的人民就应该享有民主权，否则就是违背事物的本性，而比其他征服更甚。

就像罗马人一开始规定的那样，享有主权赋予的特殊利益是被征服人民的权力。

征服也应当有个限度，那就是被征服公民不可过多，否则会超出民主政治的容纳量。

如果某个民主政体国家要将征服的某个民族作为臣民进行统治，就得往被征服国派驻官吏，那么这个派驻官吏就有了难以想象的权力，这对这个民主政体国家自身的自由将是很大的威胁。

幸亏汉尼拔当年攻打罗马没有成功，要不然，不知有多大的危险会在前面等着迦太基共和国。

他在战败后，曾在自己的城市多次掀起革命；如果作为一个胜利者，谁知道他能做出什么样的事情呢？[361]

汉诺[362]主张不给汉尼拔派援兵，绝不单单是因为妒忌汉尼拔，否则他是说服不了元老院的。

亚里士多德极为赞成元老院的做法，认为它采纳汉诺的建议是明智的决定，也正是有了这个决定，才有了迦太基共和国后来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