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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教育法要适应政体原则（第4页）

[78]因为，这个民族的法律出自一个正直的立法者，就像斯巴达人一样，英勇无畏对他们来说早就成了一种习惯。

一个立法者，不管他的法律思想如何，关键是他要有一颗正直的心，莱库古制定法律是以战争为目的，与裴恩[79]崇尚和平的法律思想截然相反，那又怎样？由于他们在某些方面是相同的，那就是一心要把人民引向光明，所以才能战胜偏见、抑制欲望，所以，他们的思想都得到了自由人民的推崇。

我们还可以以巴拉圭为例。

在传教团看来，人生最大的快乐是发号施令，所以传教团被一些人指控为犯罪。

不过，人民能够获得幸福，这样的治理永远是一件好事[80]。

耶稣会有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那就是首先在这个地区宣传宗教，并使之与人道主义相统一。

西班牙对人们的大肆摧残，给人类造成迄今为止最大的伤害，给人们带来了严重的后果，耶稣会开始对其后果进行清除，对其创伤进行医治。

在耶稣会中，所有美好的情感，只要是被推崇的，他们都会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它的教义总是让人越来越谦卑，不论是聆听者，还是传教者。

耶稣会之所以能做出不凡的成就，就是因为有这种情感和热情的存在。

单从增强人们求生本领这点来说，耶稣会的贡献就是巨大的，那些在丛林中散居的人民，就是在它的指引下，走出丛林的。

还有，他们的衣食、生计都是它提供的。

柏拉图在他的《共和国》里勾画了这样一个社会：在那里，人们的财产是公有的，人们对众神保持着无上的敬仰；在那里，人们保留着一切好的习俗，从不与外族城邦来往；在那里，公民不对外贸易，一切由城市代为进行；在那里，人们崇尚的是技艺而不是奢华，只取所需要的而不贪图。

如果一个人想要建立同样的机制，就应该朝这个方向努力。

另外，还要淡泊金钱观念。

金钱是大自然赋予我们的为数不多的刺激欲念相互腐蚀的手段。

金钱的日益集中会拉大贫富差距，打破大自然的平衡界限，久而久之，产生贪念，让一些人开始无节制地敛财积物，从而滋生更大的贪欲。

用城邦与城邦的贸易代替人与人贸易，社会从贸易中获得的好处不变，同时，也避免了基本政制在贸易中被腐蚀。

埃皮达姆纳人就是看到了这一点，才推选一位官吏，以城邦的名义对外进行贸易的，所以，他们的族俗才得以完好无损地保存[81]。

第七节这些特殊的机制适宜哪种场合

君主政体的教育是在无限地激发人们潜在的荣宠欲望，专制政体的教育是极力构建畏惧氛围，而共和政体则是以政治美德作为行事准则，所以，相比君主政体与专制政体，共和政体才是这些特殊机制更适宜存在的政体。

而且，只有小国才适合此类机制的存在[82]，因为小国中更容易推行统一性的教育，而且教育在这里很容易推行到每个家庭的每个成员。

国家大了事务自然就多，关系自然繁杂，不可避免地存在漏洞，所以公民之间相互关照就无从谈起，而不论是米诺斯[83]、莱库古还是柏拉图，他们的立法思想需要的恰恰就是这种全民之间相互关照。

大国，就是大社会，时时处处都有这样、那样繁多、棘手而要紧的事务，交换过于缓慢，所以，会选择更为方便的形式解决这些问题，于是，“购买”

就成了它们的首选，而购买所用的金钱，正是这些机制所排斥的。

另外，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一种共同的尺度的存在，而且，只有使这个尺度享有权威，它才能在各地得到承认和维护，这也是与这些机制相悖的。

第八节为古人习俗悖论做个解释

阿卡迪亚人[84]生活的地方空气凄凉寒冷，于是，音乐就成了他们柔化习俗的工具；西内特[85]人的凶残是整个希腊之最，也是所有城市中犯罪率最高的，因为他们从不重视音乐。

这话就出自波利比乌斯[86]之口，他的判断力之强没有人不知道。

柏拉图说得更是直接——要想使音乐发生变化，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国家的基本制度发生改变。

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很多思想并不持赞同态度，也许就是为了反驳柏拉图他才撰写了《政治学》一书。

然而，对于柏拉图习俗受音乐影响这个观点，他却是赞同的，与之持同样态度的还有提奥弗拉斯特[87]、普鲁塔克[88]、斯特拉波[89]等人。

这种观点绝非随口一说，因为从他们所推行的政治思想中我并不难看到[90]。

这是他们立法的依据，在城邦治理上也是这样要求掌权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