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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章（第2页）

袁崇焕熟悉熊廷弼。

多年前，在第一次奔赴辽东前线之际，他曾经与熊廷弼有过长谈；他更加熟知孙承宗的境遇，几乎是耳闻目睹了孙承宗从高峰到低谷的全部过程。

知道了这些之后，和熊廷弼一样，袁崇焕实在不该轻信皇帝的真诚，不该轻易陶醉在皇家那没有任何制度保障的宠爱与眷顾之中，不该再次回到这个无比险恶的帝国政治迷局之中来。

在我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中，皇家本来就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与权力，而一切制度保障偏偏又全部都倾斜到了皇家权益一边，对于民族中那些出类拔萃之才、那些志存高远的仁人志士们，从来都没有在制度上、观念上予以保护的设置与设计。

于是，打压与残害便成了他们时常需要面对的处境。

这是私天下而非公天下的必然结果。

对此，袁崇焕并不是一点儿都没有意识到。

仅仅一年前，临近被迫去职之际，袁崇焕曾经给皇帝写过一封信，其中，十分沉痛地谈到：

‐‐勇猛无畏地进击敌人，则敌人必然仇恨；奋勇当先地屡立功勋，则众人必定妒忌。

任劳必然召怨，蒙罪才会有功。

怨不深，政绩就不显著；罪不大，功勋就不能成。

对于那些功臣能臣，诽谤信装满了皇帝的抽屉，毁他的谣言充斥了皇帝的耳边，这一切，自古以来无不如此呵。

博弈：只有一次机会（3）

袁崇焕所说的这一切，的确真实地、历时数千年地存在于我国的政治历史之中。

这一次，袁崇焕在应该可以理解的状态下，不那么慎重地作出承诺之后，再一次给皇帝写信，信写得同样中肯而痛切：

‐‐帝国辽东事业，在渐进而不在突进，在务实而不在虚张声势。

用人与被用之人，掌握在皇帝手中，怎样才能够用而不贰、信而不疑是其关键。

驾驭边疆文武和驾驭朝中诸臣大不相同。

原因在于，边疆乃多事之地，一日数惊是为常事，军中可惊可疑之事更是特殊地多，故请求皇帝能够只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瑕疵。

责任重大，造成的冤家就多，于是，所有有利于封疆大事的，都会不利于做这些事情的人本身。

何况被逼急了的敌人，也会从中实施离间之计，因此，做边疆之臣实在很难。

本来陛下爱臣知臣，臣可以不必这么疑惧，只是其中关系重大，我不敢不让您知道呵。

袁崇焕仿佛一语成谶。

他所说的一切，在后来的岁月里一一应验，而且惨烈了不知多少倍。

到了辽东前线之后，袁崇焕才知道，在他去职的一年多时间里，辽东前线已经早已不是一年前的老样子了。

就如熊廷弼、孙承宗当年面对的一样，一切都在重复曾经发生过无数次的老故事：大明帝国军队里的军官们又开始公开喝兵血、贪冒军饷；士兵们经常无法领到足额的粮饷，有时干脆就根本领不到饷，民心士气又一次散掉。

花费巨资修建的锦州、杏山、高桥等地城防，也都先后陷入后金汗国之手，并再一次被毁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