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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非理性的教训 为什么一切决策都需要检验（第5页）

结果，基甸的对照实验方式又成功了。

看啊，禾场上到处都有露水，只有羊毛是干的。

基甸得到了他需要的所有证据，他也学到了非常重要的实验方法。

与基甸的实验相比，考虑一下数千年来的医学实践历史。

医学一直是依靠传承智慧发展的职业；在远古时代，早期的行医人依靠的是他们的直觉，再加上年代久远、世代相传的智慧。

这些早期的医生把他们积累下的知识传给了后世。

从来没有人教导医生怀疑自己的直觉或者让他们进行实验；他们主要依赖自己的师傅。

一旦出徒，他们对自己的知识就有了至高无上的信心（现在，还有很多人在继续这样做）。

同样的事情，他们做了一次又一次，即使他们看到有些证据表明这样做可能存在问题。

传承医学智慧走入歧途的案例也不是没有，我们拿水蛭治疗来说明。

几千年来，水蛭被用来放血——人们相信，这种做法可以帮助四大体液（血、痰、黑胆汁和黄胆汁）恢复平衡。

因此，这种软的扁平形状的血吸虫被当作包医百病的万能良药，从头痛到肥胖，从痔疮到喉炎，从视力紊乱到精神失常。

19世纪，水蛭发展成日进斗金的大生意。

拿破仑战争时期，法国进口的这种特异生物数以亿计。

事实上，由于医用水蛭供不应求，水蛭几近绝种。

我们假想你是一名19世纪的法国医生，刚开始行医，你“知道”

水蛭有疗效，因为，这种疗法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用，而且“很有效”

。

你对自己所学知识的信心从另一名医生那里得到加强，他“了解”

水蛭疗法有效——他的了解或者来自自己的经验，或者来自传承的智慧。

这时，你接待了第一个病人，假设这位患者膝盖疼痛。

你把一条黏糊糊的水蛭覆盖在他的大腿膝盖上方，给膝盖降低压力。

水蛭给病人吸出了血，减轻了膝关节上部的压力（或者你这样认为）。

吸血完毕，你让病人回家，告诉他休息一周。

如果他不再来找你，你就断定水蛭疗法是成功的。

不过很遗憾，你们那时还不能受益于现代的科学技术，你不可能了解病症的罪魁祸首是软骨撕裂。

休息的作用，医生对患者的关注程度在患者精神方面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其他形式的安慰疗法可能起到的某些作用（有关安慰疗法，我在《怪诞行为学：可预测的非理性》一书中做过专门论述），也都没有进行过实验。

当然了，医生都不是坏人；正相反，他们既善良，又有爱心。

他们中多数人投身这一事业就是为了人们的健康和幸福。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们的善良，还有尽力帮助每一个病人的愿望，使他们难以牺牲某些病人的利益和健康，在他们身上进行实验。

还是拿你举例，假如你是一位19世纪的医生，你会相信水蛭疗法有效，你会进行实验来测试一下你的信念吗？这样的实验会以多少人的痛苦为代价？为了使实验严密、可对比，必须把相当一部分病人从水蛭疗法转换为对照疗法（比如说，用一些与水蛭相似的虫子，咬人时会和水蛭一样疼，但是不会吸血），你会这样做吗？什么样的医生才会把病人弄去做对照治疗，剥夺他们享受真正有效治疗的机会？什么样的医生才会设计出所谓的对照疗法，让病人同样受罪，却得不到受罪后可能换来的痊愈效果？而他这样做，仅仅是为了验证这种疗法是否真的像他认为的那样有效？

我想说的是：让普通人（即使他们经过医学专业训练）来承担实验的成本是不近人情的，特别是当他们发自本能地感觉他们的做法或建议是有益的之时。

这也就是要有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介入的原因。

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要求必须有证据证明医疗和药物安全，并且有效，才能进行临床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