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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感情的偏好 为什么我们选择帮助某个人却漠视许多人的痛苦（第7页）

我们还可以改变思维方式，借鉴美国癌症协会的成功经验募集资金。

我们偏好密切、单一、生动事件的感情偏见可以促动我们采取广义上的行动。

我们拿密切度这一心理现象举例。

假如我们家里的某个人患了癌症或者多发性硬化症，就更可能激发我们去募集资金对该病进行研究。

即使未曾交往，但是令人欣赏的人物也能激发密切的感觉。

例如，自从1991年诊断为帕金森综合征以后，迈克尔·J·福克斯一直四处游说，募集资金对该病进行研究并对公众进行教育。

喜欢《家庭纽带》和《回到未来》的人把福克斯的面容与事业联系起来，因此开始关心这一事业。

迈克尔·J·福克斯请求人们捐款支持他设立的基金，这听起来有点儿自私——但这对于募集资金救助帕金森综合征患者，实在功不可没。

另一种选择是提出指导人们行为的规则。

假如我们无法相信感情总是能推动我们做正确的事情，那我们便可以从对指导人们选择努力的行动方式的规则制定中获益，即使我们的感情尚未得到激励。

例如，犹太传统习俗中有一条“规则”

就是专门用来克服杯水车薪效应的。

根据《犹太法典》：“不论是谁，只要救人一命，就如同救了全世界。”

有了这样一条教义，犹太教徒就能够克服人类人微力薄、无济于事而逡巡不前的自然倾向。

还有，这条教义定义的方式（“就如同救了全世界”

）使人们容易想象，即使只能救下一个人，我们实际上也等于完成了一项重大的使命。

当然，宗教教义有某种独特之处，但是，创建是非分明的道德原则，也的确能够在是非分明的人道主义原则环境中发挥作用。

考虑一下卢旺达大屠杀的经过。

联合国的反应过于迟缓，未能加以阻止，尽管阻止屠杀不一定需要大规模干预（联合国在该地区的指挥官罗密欧·达莱尔将军请求调动5000名士兵阻止即将发生的屠杀，但是他的请求遭到了拒绝）。

年复一年，我们不断听到世界各地的各种大屠杀和种族灭绝事件，却迟迟得不到救援。

但是，假如联合国实行一条法律，明确规定只要达到一定数量的人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由接近该地区的领导人做出判断，例如达莱尔将军），联合国就会立即向该地区派出军事观察员，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在48个小时内召开会议，就下一步采取的行动做出决议。

有了这种快速行动的参与，就可以拯救更多人的生命。

这也是政府和非营利性组织看待自己使命的方式。

从政治角度来看，这些组织更容易帮助那些普通大众感兴趣的事业，而且它们更容易获得一定的资金支持。

倒是那些从个人、社会，或者政治角度不易引起关注的事业往往得不到应得的投资。

预防性医疗措施可能是最好的例子。

救助那些尚未发病，甚至尚未出生的人，比不上救助具体某一只北极熊或者某个父母双亡的孤儿那么有感召力，因为未来的苦难是看不见的。

如果政府与非政府组织能从那些感情尚未促使人们采取行动的领域介入，就能够起到重要作用，改正救助方面的不平衡状态，有希望减少或者消除我们面临的某些问题。

在很多方面，要想让人们对苦难做出反应，最有效的方式是通过感情的吸引力，而不是对大众需求的客观解读，这个现象令人遗憾。

好的一面是，人们的同情心一旦被唤起，他们就会有非凡的爱心。

一旦我们对某一个面临苦难的人产生同情，就会心甘情愿地伸出援手，绝不像经济学家预料的那样理性、自私、追求最大限度的回报。

鉴于这样复杂的天赋品质，我们应该认识到人们受到天生条件的限制，对于那些重大深远、发生在遥远地方、牵涉很多我们不认识的人的事件，人们缺乏关心和处理问题的能力。

认识到自己的感情有瑕疵，自己的同情心容易发生偏差，我们可能就会做出更合理的决策，而不仅仅是帮助落到井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