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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适应的法则 为什么我们能适应一些事但不是所有事也不是一直如此（第3页）

康复中心为我进行理疗的理疗师摩西是个盲人，他就是一支盲人篮球队的队员，我非常喜欢看他打球。

我们在乡村俱乐部周围贴了告示：“诚招志愿者参加简短、有趣的实验研究。”

参与者都不同程度地受过伤，他们急切地来到小实验室，迎接他们的是一个配有加热装置的水池，里面是热水，还有支温度计。

我们已经把水加热到48摄氏度，并请他们先伸进一只手臂。

参与者的手一放进热水，我们就马上按下计时器并且对他们说，如果发烫的感觉上升到疼痛（我们称之为“疼痛门槛”

），就马上告诉我们。

然后，我们让参与者继续把手臂放在水中，直到他们觉得忍受不住了（这叫作“疼痛耐量”

）才能把手臂拿出来。

做完一只换另外一只。

实验结束后，我们向实验参与者提出了一些问题：受伤的时间与经过，第一次住院期间的疼痛情况（平均来看，这些人的受伤时间在参加我们实验之前的15年），还有最近几个星期的情况。

这样做挺费时间，不过我们还是设法收集了大约40个参与者的数据。

下一步，我们想弄清参与者受伤的经历是否可以提高他们忍受疼痛的能力。

如果想这样做，我们就需要找另外一组人作为参照，对不同组的“疼痛门槛”

和“疼痛耐量”

进行对比。

我们原想征召一些根本没有受过伤的人——学生或者购物中心的顾客。

但在仔细考虑以后，与这些人比较，可能牵涉许多别的因素。

学生们比参与者年轻太多，到购物中心随机找来的人在个人经历、受伤与否、生活状况等方面千差万别，不具备可比性。

我们决定采取另一种方法。

我们把40份参与者的医疗档案拿到我和弗伦克教授曾经住过很长时间的那家康复医院，找到一个医生、两个护士，还有一个理疗师。

我们请这些专业医学人士把这些人分成两组——轻伤组和重伤组。

这样分开之后，我和弗伦克教授就有了两组人，除了受伤程度不同，相对来说，他们在其他方面有很多共同点（参与者们都参过军，受过伤，住过院，都是同一个老兵乡村俱乐部的成员等）。

对这两组人进行对比，我们希望弄清楚参与者们当年的受伤程度是否会影响多年以后他们对于疼痛的感受。

重伤组由诺姆这样一些人组成，诺姆在军队里担任拆卸地雷的工作。

很不幸，在一次工作的过程中，地雷在他的手中爆炸，好几块地雷碎片穿透他的身体，使他失掉了一条腿，一只眼睛失明。

轻伤组的人中有耶胡达，他在执勤时摔断了胳膊。

耶胡达接受了手术，加了个钛合金托盘修复肘关节，除此之外，他身体各方面都很健康。

轻伤组的参与者报告说，他们的手臂放进热水后大约4.5秒就会感到疼痛（疼痛门槛），而重伤组的人大约10秒后才感到疼痛。

更有意思的是，轻伤组的人把手臂放进热水中大约27秒就拿出来了（疼痛耐量），而重伤组的人可以把手臂放进热水中持续58秒。

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是，为了防止参与者烫伤，我们设置了一个最长时限，不允许他们的手臂在水中放超过60秒。

我们事先没有把这个60秒规则告诉参与者，不过一旦他们到达60秒时限，我们就要求他们将手臂拿出来。

在轻伤组，我们的这条规则派不上用场；在重伤组，除了一个人以外，剩下的参与者都需要我们提醒，才会将手臂从热水中拿出来。

这是皆大欢喜的结局吗？我和弗伦克教授发现，我们的推测并不像原来以为的那样，只是突发奇想，起码在疼痛反应这方面是如此。

更何况，我们发现这一感知痛苦的实验，似乎牵涉更普遍意义上的适应问题。

尽管实验的参与者是许多年前受的伤，但他们忍受疼痛的方式和能力似乎都发生了全面变化，而且这种变化一直持续了很长时间。

为什么过去的疼痛经历能够使参与者的反应有这样大的改变？我们从参与实验的两个人身上得到了暗示。

与参加实验的其他外伤患者不同，他们一个患的是癌症，另一个患的是严重的肠道病，更不幸的是，他们都是晚期患者。

我们当时在写告示时并没有明确参与者的条件，面对两个没有负过伤的人来应征我们的实验，我一时也不知该怎样处理。

我不想让他们白白受罪，但又不想挫伤他们的热情，于是就让他们参加了实验，但是，我并没有把他们的材料列入研究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