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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第3页）

如果遇到互相矛盾的两难境地，我们应该不带任何偏见全面判断形势，我们应该像选择不同型号的笔记本电脑那样客观地权衡利弊。

如果我们生病了，并且有痊愈的愿望，就应该严格按照医生的指示去做。

如果我们体重超标，就应该认认真真，每天步行几公里，只吃烤鱼和蔬菜，只喝白水。

如果我们抽烟，就应该毫不拖延、毫无保留地坚决戒掉。

如果我们能非常理性、非常清醒地做到这些“应该”

，那真的就再好不过了。

不幸的是，我们做不到。

否则就不会出现数以百万计的人办了健身俱乐部会员卡却几乎没用过，有人不顾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安全，一边开车一边发手机短信，还有（你有更好的例子，请补充）……你怎样解释这些现象？

行为经济学正是把这些案例作为研究起点。

在行为经济学中，我们并不把人都假定为感觉灵敏、善于计算的机器。

相反，我们观察人们实际上怎样去做，这些观察得出的结论常常是人们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样理性。

肯定地说，我们可以从理性经济学中学到很多，但是它的一些假定——人们总是会做出正确决策，只要事关巨额的金钱就不大可能出错，市场本身具有自我纠正的功能，很明显会招致灾难性的后果。

眼光敏锐的英国小说家乔治·艾略特在19世纪就看到了理性经济学的问题。

她在一篇文章中描述了理性经济学对于人类经济问题的奇特解释，甚至暗示了行为经济学在一个多世纪以后所采取的方法。

“现代归纳演绎法征服了一切，由此创建出一种倾向。”

她写道，“它相信一切社会问题都会被经济学融合，邻居间的矛盾可以用代数方程式来解决……这些形形色色的错误，与对人类的真正了解，对人类的习惯、思想和动机的彻底研究迥隔霄壤，不可同日而语。”

为了弄清楚艾略特到底说的是什么（她的话无论在当时或现在都同样适用），我们以开车举例。

交通运输和金融市场一样，都是人类制造的制度体系，我们只要睁开眼睛就能看到人类所犯的悲惨、可怕、代价高昂的错误（这也符合我们另一种带有偏见的世界观，认识自己的错误需要费点儿力气）。

汽车制造商和道路设计者一般都懂得人们在开车时会出现判断失误，他们制造汽车、修建道路时会注意到驾驶者和乘客的安全。

汽车设计者和技术人员会在车上安装安全带、防抱死刹车、后视镜、气囊、卤素车灯、测距仪等来弥补人类自身能力的不足。

同样，道路设计人员在高速公路两侧修建安全边道，有的边道上还加了限速带，车轮经过就会发出警告声响。

尽管采取了这些安全措施，人们在开车时仍然不断地犯各种错误（包括酒后开车，边开车边收发手机短信等），结果造成事故和伤亡。

想想2008年华尔街爆发的金融危机，以及它对整个经济造成的冲击。

面对人类易于犯错的倾向，我们凭什么以为不需要设置外部措施防止或干预金融市场上出现的可怕的判断失误？为什么不设置一些安全措施帮助那些管理数十亿美元资金的人，对这些投资进行调控，以防止出现代价无比沉重的错误？

科学技术的发展原则上应该有助于解决人类的一些基本错误，但实际上，它却加重了这些问题，使人们更难以按照真正有利于自己的方式行动。

我们以手机举例。

这个小玩意儿操作简便，不但可以打电话，还可以给朋友编写和发送短信。

如果你一边走路一边编写短信，眼睛只盯着手机屏幕而忽略了人行道上的情况，就很有可能撞上电线杆或行人。

这当然令人尴尬，但一般没有生命危险。

走路时注意力不集中倒无大碍，但是，如果你在开车时这样做，那你就是在制造灾难。

同样，再想一想农业和科技发展是如何使我们陷入流行肥胖症的旋涡的。

几千年前，原始人类在平原上、树林中打猎觅食需要消耗很多热量，为了保持体力，他们必须储存任何一盎司的能量。

只要遇到含糖、含脂肪的食物，他们就必须停下来尽力填满肚子。

此外，大自然赋予了人类一种灵敏的机能：在摄入足够热量与感觉吃饱之间有约20分钟的时间间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