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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社会规范的成本 为什么我们乐于做义工干活儿赚钱时反而不高兴（第4页）

但是同时，相较于另外一些人，用“高薪”

造句的那一组人也不太愿意帮助别人。

实际上，想到金钱后，这些参与者就不大愿意帮助主持人做数据录入了，他们不大可能帮助遇到问题的其他参与者，也不大可能帮一个“陌生人”

（实验主持人装扮的）捡起散落在地上的一盒铅笔。

总的来看，用“高薪”

造句的一组参与者显示了很多市场特点：他们更加自私并且自立，他们想有更多时间独处，他们更愿意挑选需要单打独斗的工作而非团队合作的任务，而且他们在选座位时也会尽量远离那些被告知将成为同事的人。

的确，只要想到金钱，我们的行为就会更像多数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而不会表现出我们日常生活中所呈现出的社会动物的特征。

不要向你的约会对象提钱

如果你和约会对象在餐馆吃饭，千万记住，不要提及所点菜品的价格。

不错，它们清清楚楚地印在菜单上。

不错，这可能是你炫耀这家餐馆的档次从而让对方留下印象的机会。

但是，如果你反复地讲，就可能把你们的关系从社会规范转到市场规范。

不错，你的约会对象可能意识不到这顿饭花了你多少钱。

同样，你岳母可能会把你送她的60美元的梅洛特别典藏葡萄酒当成10美元的普通调和酒。

尽管如此，但你如果想把这段关系保持在社会规范之内，远离市场规范，那么这就是你必须付出的代价。

因此，我们生活在两个世界里：一个以社会规范为特征，一个以市场规范为特征。

我们对这两个世界实行不同的规范标准。

不仅如此，把市场规范引入社会规范，就如同我们前面所看到的，这违反了社会规范并且伤害了社会关系。

一旦发生这样的错误，社会关系将难以恢复。

一旦你提出为那次愉快的感恩节家宴付钱，你的岳母就必定会耿耿于怀。

一旦你向约会对象提议分摊你们约会时所花的钱，或者直接上床，你可能就把这段浪漫史彻底葬送了。

罚款对杜绝迟到有效吗？

我的好朋友，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教授尤里·格尼齐和明尼苏达大学教授奥尔多·吕斯提切尼对从社会规范转到市场规范案例的长期影响做了巧妙的测试。

几年前，他们在以色列的一家日托中心进行实验，看运用罚款措施是否能有效减少某些家长接孩子迟到的现象。

尤里和奥尔多的结论是：罚款的效果并不好，事实上，它还会带来长期的负面效应。

为什么呢？实施罚款之前，老师和家长之间是社会关系，是用社会规范来约束迟到的。

因此，如果有家长迟到了（有时会这样），他们会对此感到内疚，这种内疚可能迫使他们以后准时来接孩子（在以色列，内疚似乎对约束人们更有效）。

但是一旦实施了罚款措施，日托中心就相当于无可挽回地用市场规范取代了社会规范。

既然家长们为他们的迟到付了钱，他们就用市场规范来诠释这件事了。

换言之，既然有了罚款制度，他们就可以自己决定早来还是晚来了，于是他们经常迟到。

不用说，这绝非日托中心的初衷。

不过好戏还在后头呢。

最有意思的是几个星期以后，日托中心取消了罚款。

这就是说，日托中心方面回到了社会规范。

那么家长们也会回到社会规范吗？他们的内疚之心也会回来吗？根本没有！

取消了罚款之后，家长们依然故我。

他们继续在接孩子的时候迟到。

实际上，取消罚款后，迟到的家长的数量反而有所增加。

归根结底，社会规范和市场规范都失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