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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极关怀（第2页）

我想其间原因，就在于瑞典的社会经济结构体现了一种对理性秩序、社会公平的追求，而这一切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很容易失落。

瑞典做得过头了，尝到了苦果，但是如果完全没有这种追求，面临的危机更大。

在这里读到美国《外交政策》季刊上一位叫阿塔利的学者写的文章，集中表达了这种担忧。

他说，不管人们如何把自由市场经济原则看成是西方文明的普遍真理，至今仍然没有一个西方国家愿意在司法、国防、教育和通信事业上全然实行自由市场经济，也没有一个正常的西方人愿意生活在一个可以用金钱买卖法院判决、私人护照、无线电波、生化技术、饮用水源、核武器和毒品的国家。

自由市场经济固然是西方文明的支柱，但它与西方文明的另一个支柱民主政治体制就有很尖锐的矛盾。

例如——

市场经济重在人与人的差距，民主政治重在人与人的平等；

市场经济重在人的使用价值，民主政治重在人的人格权利；

市场经济重在流浪者，民主政治重在定居者；

市场经济重在个体自由行为，民主政治重在少数服从多数；

……

阿塔利悲观地预言，在这两者的矛盾中，胜利的一方一定是自由市场经济，市场专制终究会取代民主政治。

因此，社会公平、公共道义将难于留存。

但这样一来，等于一个重要的支柱倒塌，西方文明的大厦也有可能因此而崩溃。

我觉得这位阿塔利显然是把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之间的矛盾磨削得过于尖锐了。

但是他对自由市场经济所包含的内在悖论，表现出了一种清醒。

现在，人类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面临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危险处境，一系列全球性法规的制定已不可拖延。

以自由市场经济为最终驱动的发展活力，以民主政治体制为理性基座的秩序控制，能否在全球范围内取得协调并一起面对危机？时至今日，各国热衷的仍然是自身的发展速度，掩盖了一系列潜在的全球性灾难。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北欧和德国的经济学家们提出的以人类尊严和社会公平来评价经济关系的原则，令人感动。

我学着概括了他们这里的一系列逻辑关系——

社会安全靠共同福利来实现；

共同福利靠经济发展来实现；

经济发展靠市场竞争来实现；

市场竞争靠正常秩序来实现；

正常秩序靠社会责任来实现；

社会责任靠公民义务来实现。

因此，财产必须体现为义务，自由必须体现为责任，这就是现代经济的文化伦理。

其实，这已触及到人类的终极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