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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5章 心情极佳与增加的作业（第5页）

，表示意思的转换；在二组和三组之间，用一因果连词“故”

，表示上下层之间的因果关系。

三层写完，又用“此理之常，无足怪者”

予以归纳小结，使其开合有序，奔放中现出严谨。

这一段对于浩然正气的描述、评论，虽带有相当的夸张和较浓的神秘色彩，但浩然之气并非虚无飘渺的东西，而是确实存在着的，这就是人们平常所说的正义的力量和精神。

因此，它的影响极为深远，比如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就将其写入着名的爱国篇《正气歌》中，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和浓郁的爱国主义精神。

它在今后还将沾溉后人，涵育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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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文首段，对于浩然正气作了充分的描述、评论，韩愈的高大形象已隐隐出现，于是二段顺势转入评述其道德文章。

碑文先强调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

。

东汉末年黄巾大起义之后，不仅统一的政治局面不复存在，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而且儒家思想也完全解体。

先是道教和佛教盛行，到了晋朝，又出现释、道合一的玄学。

因此，从儒家的立场来看，儒道丧失、异端并起的说法并非夸张。

再看文风，魏、晋文章已开始骈偶化，到了南期，骈文占了绝对的优势，讲究平仄押韵，堆砌辞藻和典故，内容空虚，陈言泛滥，连反对过于骈偶化的刘勰在写作《文心雕龙》时也依然采用骈文，可见其势力之大，已积重难返。

即使进入唐朝，在政治、经济上出现了贞观和开元盛世，并先后出现了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等贤相，对于衰弊的文风，也无法改变。

直到贞元、元和之际，“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

用“谈笑”

“麾之”

“靡然”

等词语来强调韩愈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号召力之强、声势之大，是完全符合文学史实际的。

接着，碑文连用四个排比分句：“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

，以此从文、道、忠、勇四个方面来盛赞韩愈的道德文章和为人行事。

一个分句一个方面，概括力极强，气势也极其充畅，因此这四个分句也成为整个碑文最警策的名句而流传千古、脍炙人口。

而韩愈在文、道、忠、勇这四个方面的表现，正体现了上文所写的浩然正气，所以苏轼强调说：“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

这样，将一、二两段完全挽合起来。

至此，读者才充分理解，原来碑文首段所放笔泛写的浩然正气，实际上是句句都在描写韩愈。

由此可见此文立意的精巧，用心的良苦。

碑文第三段，完全转换角度，另起炉灶，从论“天人之辨”

人手。

所谓“天人之辨”

，就是分清天意和人为两个方面的情况，也即是：“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鱼；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妇之心。”

人干坏事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但天意是不能容忍的；人可以欺骗王公大人，但天意不能容忍人去欺骗小猪、小鱼，因为《易·中孚》的卦象象征着中心诚信，诚信到能感化小猪、小鱼等微细之物，如能扩大到以之施政，一定能获得吉祥，因为诚信正应合着天刚正的美德；人可以用暴力去夺取天下，却不能用暴力去征服匹夫匹妇之心，因为这也体现了天意。

这些说法，在今天看来，有不少唯心的成分在内，但也不是毫无合理的内核。

比如将天意理解为公理和法律，还是可以讲得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