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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三 居家之道（第3页）

他还直接给江忠源写信说：“粤西盗贼方炽，足下所居，逼迫烽火，团练防守，未可以已。

或有企慕谋勇，招之从军，则苫块之余，不宜轻往。

期关大节，计之宜豫。”

不久，再次写信给江忠源说：“吾子在忧戚之中，宜托疾以辞，庶上不违君命，下不废丧礼。”

又说：“顷闻吾弟被命即行，虽军旅墨衰，自古所有。

然国朝惟以施之武弁，而语文员则皆听其尽制，无夺情之召。”

他还为江忠源出谋划策说：“所可幸者，闻尚在乌公幕府，未尝署一官，领一职，犹为无害于义。

将来功成之后，凡有保奏议叙，一概辞去，且预将此意禀明乌公转达赛公，再三恳告；如不保叙，则仍效力行间，终始其事；如不允从，则托疾归去。”

“若略得奖叙，则似为利而出，大节一亏，终身不得为完人矣。”

在曾国藩看来，最好不要墨从戎，去了也只效力不当官，只有这样，才叫忠孝两全，即“从戎以全忠，辞荣以全孝”

。

他再次警告说：“君子大节，当为世所取法，未可苟焉也。”

到咸丰二年十月，曾国藩在家守制，犹写信给友人刘蓉说：“岷樵去年墨从戎，国藩曾以书责之，谓其大节已亏。”

但是，曾国藩自己不久即碰上尴尬局面，一是母死，朝廷又命他出来办团练；二是在办团练期间父死。

面对这种忠孝无法两全的局面，他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一个特殊的姿态：出来为朝廷做事，但不受官职。

但是曾国藩的本意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咸丰四年八月十九日，湘军会师之后，曾国藩向咸丰帝上了一个恭谢天恩折，说自己丁忧在籍，墨从戎，“常负疚于神明”

，不敢仰邀议叙，仍荷温纶宠锡，惭悚交增。

“嗣后湖南一军或者克复城池，再立功绩，无论何项褒荣，何项议叙，微臣概不接受。”

在曾国藩上谢恩折后仅四天，即八月二十三日（10月14日）湘军登上了武昌城头，太平军守城将领黄再兴、石凤魁于先天夜里已带领精壮撤往武昌下游的田家镇去了。

此时，杨霈的军队尚在汉阳以北，但他抢先向朝廷报捷。

咸丰帝看了他的奏报，批道：“曾国藩等攻剿武汉情形尚未奏到。

塔齐布陆路官兵，此时谅已与曾国藩水陆合为一军，着俟杨霈抵省后，商榷挑选精兵，水陆进剿。

朕日盼捷音之至也。”

咸丰帝当时情况不明，指令也模糊不清。

待湘军攻占武昌十二天后，即九月初五（10月26日）咸丰帝才看到曾国藩的《官军水陆大捷，武昌、汉阳两城同日克复折》，他兴奋之极，批道：“览奏欣慰。”

并立即嘉奖攻克武昌、汉阳有功人员，其中“曾国藩着赏给二品顶戴，署理湖北巡抚，并加恩赏戴花翎”

。

在这以前，朝廷任命团练大员为巡抚，已有先例，这就是诏授楚勇头目江忠源为安徽巡抚。

九月十二日（11月2日）咸丰帝又批道：“览奏感慰实深。

获此大胜，殊非意料所及。

朕将兢业自持，叩天速赦民劫也。”

但是，在九月初五（10月26日）同一天的廷寄中，咸丰帝却埋下了一个伏笔：“曾国藩虽系署任巡抚，而剿贼之事重于地方。”

聪明绝顶的曾国藩接到署湖北巡抚的任命后，立即于九月十三日（10月3日）上折，叙述了一通署湖北巡抚“于公事毫无所益”

、“于私心万难自安”

的道理，说自己将率后帮水师即日启行，转瞬出鄂入皖，“鄂垣善后事宜，即不能一为兼顾”

，因此恳请另“简派贤员接任湖北巡抚，以重疆寄”

。

他在同一天给诸弟的信中说：“兄弟母丧未除，断不敢受官职。

若一经受职，则二年来之苦心孤诣，似全为博取高官美职，何以对吾母地下？何以对宗族乡党？方寸之地，何以自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