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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四 坎坷湘军（第2页）

太平军定都南京一个多月后，分别派出军队，一部分用于北伐，另一部分则进行西征。

西征军共五万人，兵分两路，于咸丰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将庐州攻克，安徽巡抚江忠源因不愿落入太平军之手而投水自尽；咸丰四年正月十五日，西征军在黄州大败清军，湖广总督、曾国藩的座师吴文在这场战役中死去。

接着，西征军又一举将武昌攻克，并于咸丰四年正月再次进入湖南，接连攻占岳州、宁乡、湘阳等地。

太平军直接威胁着省会长沙。

为了控制太平军势力的发展，咸丰帝诏命曾国藩立即调动他的湘军，前往武昌，从而缓解了军事上的紧张局势：“此时惟曾国藩统带炮船兵勇迅速顺流而下，直抵武昌，可以扼贼之吭。

此举关系南北大局，甚为紧要，该侍郎应能深悉紧急情形，兼程赴援也。”

此时，曾国藩所训练的水陆两师的总人数共一万人，其中水师十营，前、后、左、右、中为五正营，五正营之外又分五副营，各营的带领营官分别是褚汝航、夏銮、胡嘉垣、胡作霖、成名标、诸殿元、杨载福、彭玉麟、邹汉章、龙献琛，水师共五千人；陆勇亦五千余人，编列字号，将五百个人编为一营，“其非湘乡人各领乡军者随所统为小营”

，共十三营，各营的带领营官分别是塔齐布、周凤山、朱孙诒、储玫躬、林源恩、邹世琦、邹寿璋、杨名声、曾国葆。

褚汝航是水路的各营总统，陆师则统统接受塔齐布的率领。

“合以陆路之长夫、随丁，水路之雇船、水手，粮台之员弁、丁役，统计全军约一万七千人”

。

他们所准备的粮台，带米一万二千石，煤一万八千斤，盐四万斤，油三万斤，甚至连军队中所需的器物，打造这些器物所需的工匠，他们也一并带了去。

曾国藩的水师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

当初太平军进入湖南后，沿湘江而下长江，直接到达金陵，沿途船夫纷纷携带着船只加入了太平军，大江上下，遮天蔽日的风帆到处都有太平军的旗号，清军水兵还没开始战斗，便溃不成军。

湖北巡抚常大淳颇有见地地于咸丰二年冬上奏道：“寇水陆攻武昌，船炮充斥。

闻湖南大军有广西炮船，江南水师有广艇炮船及中小号炮船，请调集大江上下游，乃可制遏贼势，断其粮运。”

在这个时候，曾国藩和他真是“心有戚戚焉”

，于咸丰三年十月二十四日，曾国藩专门写了一篇奏折《请筹备战船折》道：“该匪以舟楫为巢穴，以掳掠为生涯，千舸百艘，游奕往来，长江千里，任其横行，我兵无敢过而问者。

前在江西，近在湖北，凡傍水区域，城池莫不残毁，口岸莫不蹂躏，大小船只莫不掳掠，皆由舟师未备，无可如何。

兵勇但保省城，亦不暇兼顾水次，该匪饱掠而去，总未大受惩创。

若今为保省会之计，不过数千兵勇，即可坚守无虞；若为保全楚之计，必须多备炮船，乃能堵剿兼施。

……现在两湖地方，无一舟可为战舰，无一卒习于水师。

今若带勇但赴鄂省，则鄂省已无贼矣；若驰赴下游，贼以水去，我以陆追，曾不能与之相遇，又何能痛加攻剿哉？再四思维，总以办船为第一先务。”

在这里曾国藩精辟地分析了作战双方的实战状况，并由此而得出结论，即必须对水师加倍重视。

不仅如此，曾国藩在创建湘军之初，就从战争的全局考虑，认为“先肃清水面”

是首先要做的，然后才可以把安庆、芜湖、金陵三重镇逐一攻克。

广东仿制的西洋战船图清

这种船后来被曾国藩大规模仿制，构成湘军的主要战船类型。

曾国藩之所以能够认真地对待水师建设，一方面是因为现实的军事力量对比，另一方面则是从长远的战略方针出发来考虑的。

他在衡阳“鸠工购材，试行造办，成造样船数只”

，但是因为“工匠太生，规模太小，不足以压长江之浪，不足以胜巨炮之震”

，此次行动以失败而告终。

后来湖南巡抚将水师守备成名标送来，同时也送来了广东绘制的拖罟、快蟹船式，湘军才又仔细琢磨，依据快蟹船式重新造船，又把商船改造成为长唇的宽舷，“又推五日竞渡船意，为短桡长桨如蛇足，以人力胜风水”

。

不久，曾国藩又将造长龙战船的任务委派给同知褚汝航在湘潭制造。

这样，曾国藩的水师便具有了初步的规模。

他从衡阳发兵出征时，所配备的船只已经有“拖罟一号、快蟹一号、长龙五十号、三板艇一百五十号，皆仿照广东战舰之式，又改造钓钩船一百二十号，雇载辎重船一百馀号”

，大概有五百七十多门炮配备在船上，已经具有了初步的规模。

但和有数万只船的太平军水师比起来，其规模实在是微不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