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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第4页）

明季顾起元的《客座赘语》所记载的金陵“城西一带最宜于蔬圃，近市而易于获利”

的情形，在清代更加普遍。

雍正五年的上谕中就曾谴责那些致富之家“舍本逐末，弃膏腴之沃壤，而变为果木之场；废饔餐之恒产，以幸图赢余之利”

。

种植大批果木的目的，当然是市场的需要。

市场上需要什么，他们就生产什么，这是毫不奇怪的。

这时候农村中的雇工，也随着商品化的农业经济的发达而同时增多。

康熙年间编修的《古今图书集成》记载着许多农村雇工的情况。

如《扬州府部·汇考》中写道：“无田之农受田于人为佃户，无力受田者为雇工，多自食其力。”

“力任播获，年可获中人资，为地佣。”

《苏州府部·汇考》中又写道：“吴农治田力穑。

……雇工以襄其事，以岁计曰长工，以月计曰忙工。”

虽然农业中的雇佣劳动也是很早就有的，可是这个时候却更加发展了。

这只有在经营地主和富农经济产生的条件下才是可能的。

《红楼梦》第五十六回中描写探春兴利除弊，决定把大观园出产的笋、菜、鱼、虾、香草、花儿和稻子都包给能知园圃的老妈妈，一年可得四百银子的利息。

这简直就是大经营地主的算盘了。

第七十九回里写的“桂花夏家”

“单有几十顷地种着桂花”

也是一例。

这些大地主和高利贷、商业资本还结了不解之缘。

请看《红楼梦》的第四回，那位葫芦庙的小沙弥出身的门子就说出了金陵的贾、史、王、薛四大家的关系，是“联络有亲，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

。

贾赦、贾敬等是世袭的封建贵族大官僚大地主不必说了。

薛宝钗的哥哥，那个仗势欺人、抢走香菱、打死冯渊的薛蟠，不正是“家中有百万之富，现领着内帑钱粮，采办杂料”

的“皇商”

吗？薛姨妈不是还有好几处当铺吗？贾府被抄的时候不是查出两箱房地契文、一箱放债的借票吗？这些已够说明：他们不但是封建大官僚，而且又是兼并大量土地的大地主，又是大高利贷者和大商人。

当时的官僚、地主、高利贷者和商人相结合的例证，在史籍中是不胜枚举的。

例如，《东华录》载，康熙二十八年御史许三礼参劾尚书徐乾学“发本银十万交盐商于扬州贸易；在大蒋家胡同开当铺放债；在无锡一处即买田一万顷”

。

《东华续录》引乾隆九年大学士鄂尔泰的奏疏，其中说道：“查京城内外官民大小当铺共六七百座。”

前面所举《啸亭续录》中还引述高士奇的“亲家陈元帅，伙计李开芳，开张绸号，寄顿各处贿银，资本约至四十余万。

又于本乡平湖县置田千顷，大兴土木，修整花园，杭州西溪广置园宅。

苏、松、淮扬王鸿绪等与之合伙生理，又不下百余万”

。

以高士奇之流的新官僚而拥有田地千顷，商铺资金数百万，这在当时并不稀奇。

因为清代统治者是代表大地主阶级的，它并不愿意妨碍大地主阶级兼并土地，倒反愿意让商业高利贷资本同封建土地制度相结合。

据《东华录》引乾隆年间的一道上谕说：“山西等处富户，赴豫举放利债，借此准折地亩；贫民已经失业，虽遇丰稔之年亦无凭借。”

乾隆朝中的一位刑部左侍郎钱维城上疏也说：“豪商大贾挟其金钱，买贱卖贵，子母相权，岁或入数万金。

富者以数百万计，以一家而有数千百万家之产，则以一家而致数千百万家失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