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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第2页）

九

对姜曰广、刘宗周的相继去位，文秉评以&ldo;从此大柄益倒持矣&rdo;[65]‐‐的确是这样一个标志，这样一个决定性时刻；在那以后，国柄实际落在武人之手，&ldo;以文抑武&rdo;国策就此破产。

但是，明人对于这当中的合理性，往往不能认识，他们难以走出抽象的&ldo;是非&rdo;，从客观实际出发去看待和理解这种变化。

比如文秉随后的评论：泽清以武夫而强预举错之权，固已悖矣。

至公然驱逐正人，甘为群奸效命，逆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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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是&ldo;悖&rdo;、&ldo;正人&rdo;、&ldo;奸&rdo;、&ldo;逆&rdo;一类字眼，仍然以正统看一方、以阴谋看另一方。

其实政治上实质性的变动，从来不是靠阴谋；阴谋可以起一点作用，起不了决定性作用；决定性作用还是来自实势的转换。

明末政治的武人上位，不应视为捣鬼的结果，而是趋势所在。

拉开一段距离的清人，所见就比明人中肯。

徐鼒承认刘宗周疏言都是&ldo;侃侃正论&rdo;，但却批评他是&ldo;君子之过&rdo;。

他提出这样的问题：&ldo;大其守春秋讨贼复仇之意也。

然则其言可用乎？&rdo;并引用了一句古语：&ldo;国君含垢，贵知时也。

&rdo;拿史可法为对照，并称赞了后者：&ldo;史可法之委曲抚绥，论者讥其懦，而吾独有以谅其时势之难也。

&rdo;[67]

对此，我所见的鞭辟入里的评论，来自温睿临《南疆逸史》：夫道有污隆、时有常变，文经武纬，迭相为用。

兵之设肇于炎黄，圣人未尝不亟讲之也。

故《易》著师象、艺尚射御；武王亲秉旄钺，周公东征，四国是吪；孔子夹谷之会，具左右司马，诛莱夷而齐侯惧；清之战，冉求用矛以入齐师，孔子称其义。

故以即戎望之善人，而夫子自言战则克，盖得其道矣，圣人何尝讳言兵哉！

自晋人尚清言、宋人祟理学，指武备为末事、将帅为粗人，借弭兵偃武之说以自文其不能，天下靡然从之；于是将鲜道德之选、军蔑尊亲之习，甲兵朽钝，行伍单弱。

驯至盗贼纵横，貊夷交侵；乃尊用粗暴猛厉之夫，奉以为将。

始则慢之，继则畏之；骄兵悍将，挟寇自重，文吏恇怯而不敢究。

盖后世中国之衰，皆自腐儒酿之也。

宗周侃侃正色，忠矣直矣。

至欲以干羽格&ldo;闯&rdo;、&ldo;献&rdo;方张之虐焰，何其迂也！

南都立国，宿将尽矣，惟有四镇耳。

故虽暴横，而史公欲用之；不惮委曲绸缪，抚辑其众。

乃宗周指其当诛以激其怒，使之抗疏诬诋大臣，不反轻朝廷之威耶？汉文帝有言曰：&ldo;卑之无甚高论&rdo;；令及今可施行也。

后世之君子，皆自持其正论，以博名高耳，岂计时势之不能行哉！

……呜呼！

世有君子而使其道不得行，人君之过也。

尊其身矣、听其言矣，而言不度乎时宜、身无救於败亡，则岂孔孟之道果仅可用诸平世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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