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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寓动于顺（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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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从上一章我们可以知道，为什么后天八卦发展到宋代出现了停滞，这与上层建筑出现了思想分歧有关。

我们回顾一下中国历史，汉朝可谓中国集权制度的开端，但是汉朝是“郡国并立”

的政治格局，这种格局是开放式的，是诸候制度和郡县制度并存的政体，郡主的权利与中央权利是交叉并行的模式，诸侯国制度有联邦制的类似点，处于封闭的集权制，与开放的联邦制之间的范围。

汉代初期政治上受道家思想的影响较深，上层意识形态主张无为而治，制度上推行郡王与皇权并管制，社会制度郡县并存，共治国家。

由于诸侯国设置有一套与皇权并立的权利系统，诸侯国在发展经济、人文、军事、宗教等方面都有较为自由的空间，因此，当这种松散的联邦体制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由于财富的积累，军事实力的不断增强，随之而来的就是对中央集权政治有意思的权利冲击，这种威胁来自三元开放思想，也就是后天八卦所具备的多元开放原理。

汉朝最终爆发了七王之乱。

汉代之后中国进入两晋南北朝时期，这个时期更是多国混战的时期，多种思想并存，仍然是以道家文化为主，儒家文化为辅的文化发展模式，但是由于道家文化有过多的缺陷，儒家文化又不足以支撑起整个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的情况下，第三种思想在这一时期程虚而入了，就是两晋时期发展起来的佛教文化。

佛教文化在南北朝以及唐代得到上层建筑的大力扶持，成为与道儒并存的三大思想，但是由于佛教的亲民路线，所以佛教始终也没有成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成为主流文化。

汉朝亡于公元220年，至宋朝开国的公元960年，其间间隔了740年，其中唐朝统治289年是完整的大一统的国家，其余年四百多年都处于多国纷争的时代。

但是唐朝的人文思想并不是儒家文化一统天下，唐朝是儒释道三家思想并存的国家。

唐代在意识形态上较为开放，国家制度既有沿袭，也有创新。

唐代启用的节度使制度，就是为了应对当时的时局发展起来的一种开放制度，是由大一统集权体制向下开放权力，朝廷将权利下放给地方，地方再下放给下级地方个人的制度。

即在边境地方军镇设置政治、经济、军事全权的军政长官。

唐玄宗在其父的基础上设置著名的天宝十节度，这是造成地方政府摆脱中央朝廷控制，形成藩镇割据的根本原因。

唐朝中后期直至宋朝建立，几百年间战争频繁的原因也是地方政权势力过大造成的结果。

可以说，古代中国从汉朝灭亡至宋朝建立的740年间，中国古代政府并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统一的、思想扎实的，用于上层建筑的施政纲领。

这一时期是后天八卦应用与发展最辉煌的时期，这也是造成中国古典文化发展到宋代出现思想分歧的原因。

当中国古典文化发展到宋代时，由于中原地区长达近几个世纪的战乱，宋朝政府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天下多国割据的局面。

宋结束五代十国的藩镇割据，但是没有实现大一统的集权天下，北方金、辽两国，地大势强，对宋国虎视眈眈，长期侵扰不断，内部因藩镇割据思想的残余没有死尽，内部起义战争不断。

又基于政治变法的失败，宋代的文人开始反思易经文化给中国人带来的思想混乱，以邵雍为首的宋代易学家们首先提出世道衰落论，认为人类文明发展到宋代已经进入衰退的阶段，只有寻找到新的思想才能引导中华文明向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前进，最终《易经》在宋代文人中出现了研究方向上的变革，首先是以邵雍为首的易学者，提出对河图、洛书的重新认识，并重启“河图”

（先天八卦）对于中国文化影响的研究，形成“先天八卦论”

。

这就是邵雍的先天八卦论得到程朱肯定的原因。

这也是后天八卦至此停滞在宋代的原因。

但是邵雍以及程朱理学在宋代并没有得到上层建筑的认可，甚至有灭掉程朱理学的声音。

元代对《易经》的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这与蒙古人的文化思想有关，侵略者在利用殖民地文化时是有思想障碍的，一是由于文化基因不同，二是由于文化层次不同。

事实上在古代，侵略者的思想文化往往落后于被侵略者的文化修养。

原因是在冷兵器时期，人类并不是完全依靠知识与修养，以及先进的武器为手段才当侵略者的，而是依靠单纯与勇敢，以及双方同有的长矛大刀硬邦邦地拼出来的。

所以文化应用最广泛的时期还是在和平年代。

因此，宋代研究出来的文化成果到明代才得以应用。

朱元璋在分析了中国古代遗存下来的所有思想之后，就选中了儒家文化与理学思想为上层建筑的形而上，并加以推广，成为明朝王权的政治纲领。

同时将儒学中的异己思想排挤出意识形态，以净化儒家文化和理学思想的纯洁性。

朱元璋将孟子请出孔庙就是出于这个原因。

可是，朱元璋大概意思不到，无论任何文化都有其利弊性，在你收紧一种思想意识形成封闭的意识形态的同时，你也关闭了另一扇开放的大门。